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着“文革”劫难，各地荒诞、残忍的事件，层出不穷。医学界在“文革”中，除了医学“权威”、“专家”惨遭迫害外，在医院临床工作中也发生些荒诞无稽，令人匪夷所思事情。例如“医生当护士”“护士当医生”，就是当年从卫生主管当局下达的规定。医护换位有什么作用？要达到什么目的？从来无人解释。我当年医院的临床医生。基层没有“专家”、“教授”，“文革”去斗争谁呢？？人们学习最高指示：“知识越多越反动！”于是，我这个川医毕业生就被认定是“反动学术权威”，遭受抄家、批斗、关押、监督劳动……折磨三个多月才恢复工作。当年我对“医护岗位互换”这出闹剧，当然不敢提出任何异议。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上护士班的时候。

年7月，一天中午，轮到我当护士。我提着体温计的小栏子，拿着小本子和园珠笔，给每个床的病人测量、纪录体温、脉搏、呼吸。走到一个青年男病人面前，发现病人呈重病容。扪他的脉搏，发现他吸气时，脉搏竟然消失。我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我我记得老师讲课时讲过，知道这叫“奇脉”，是心包积液的体征。我立即暂时放弃“护士”的身份，变回“医生”，经查阅病历后知道，病人是因不规则发烧数日，游走性关节痛入院的。诊断是风湿性关节炎。处理是剂量不大的青霉素肌肉注射，口服阿士匹林……我叩诊发现心界扩大，用听诊器仔细听心脏，心音遥远，但听到“咕---咕”的声音随心跳的节律出现，开始我十分吃惊，几秒钟后，我突然明白，这是心包磨擦音，十分典型，绝无听错的可能。但是，心包积液，心包脏层、壁层已被积液分开不应有磨擦音啊？有，则说明没有积液或积液不多。可奇脉又证明他心包有不少积液。面对这个矛盾的症象，我分析，病人是卧位，液体下坠，压迫心脏，出现奇脉，但我在前面(上方)听到磨擦音，是液体尚没把上方这个部位的心包脏层、壁层分开而产生的。我推断，再过1--2小时，心包积液更多时，就听不到磨擦音了。我看病人的血常规化验报告，白血球明显增加，中性白细胞有中毒颗粒。这明显是急性感染类疾病啊！关节痛只是感染中毒表现之一，这个病人不是患“风湿性关节炎”，应该是急性化脓性心包炎病人。我立刻让家属送病人去X光室透视。放射科L医生发现心脏球形增大，诊断“心肌炎”“克山病？”。这让我感到意外。我原来想，病人虽危重，但如果及时抽吸心包的积液给心脏减压，加大抗生素剂量，也许有救。虽然将来病人可能因心包膜粘连患上缩窄性心包炎，可多活些日子总比现在就死好啊！但是如果真是“心肌炎”，则绝不能作心包穿刺。放射科L医生是革委会的头头，贫下中农出身的“又红又专”的人物，我敢说他误诊？我把手上的放射科报告放下，从办公室再次走到病房。病人见我向他走来，突然露出惨淡的笑容。他脸色灰黯，上唇似乎向上缩回一段，露出白牙。眼里射出一种异样的光芒。医生职业早就让我明白，这是濒死者求敕的无声呼唤。我不敢再看他的脸，赶紧俯身把听诊器放在他胸前，仔细听诊。时隔不到两小时，心包磨擦音消失了，完全证实了我的推断。病情发展如此迅猛，抗菌素来不及发挥作用，这个壮实的农民必死无疑！我感到束手无策。本来，我应该立刻给他抽吸心包的积液，减少积液对心脏的压迫，为抗菌治疗发挥作用争取时间。但是，放射报告是“心肌炎”，心包穿刺绝对禁忌，万一病人死了，我肯定会把自己送进监狱。这有前车之鉴：第一个医院的川医毕业生是白××医生(年毕业)，他因为给白喉患儿做气管切开时，患儿突然心跳呼吸停止，竟被被开除公职，判刑一年。如果我的这个病人在心包穿刺中出了意外，岂不成了“谋害”贫下中农的罪行，该判十年吧？。我该怎么办呢？我不敢再看病人的脸，不敢再与他求救的眼光对视。我望着天花板，一脸凝重，贮立病床边，不能动弹……正在这时，一位浓眉大眼的少妇拿着刚洗净的尿壶走进病房，走到病床前把尿壶放在床下，抬头冲我一笑。她眉目端正，体格结实，一身典型山区农妇的打扮，一定是病人的家属。我问她：“这是你男人？”她羞涩地点了点头。我说：“你跟我来，有话给你说……”她顺从地跟我出了病房，在走廊的尽头停了下来。我决定把她男人的病情如实告诉她。

在病房走廊的一端，我开始向病人的妻子解释病人的病情。她好奇地看着我，睁大了她的那双美丽的大眼睛，表情是那么纯朴，心地是那么单纯，我心里突然为她感到悲戚，这么年轻，就要失去自己的丈夫！我避开了她的眼光，低头继续谈她丈夫的病情，让她对即将来临的死亡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几个其他床位病人的家属和可走动的病人围上来，听我和这位病人家属的谈话。我内心在想，听了我对病情解释，这位少妇像晴空一样的明净的双眼，该阴云密布了吧，我真不忍心看见这种变化。说完病情我终于抬起头来，发现这位少妇望着我，眼睛还是那么明净，脸上似乎还保留着一丝丝笑意。啊，说了半天她根本没听明白！我怜悯的情绪一扫而光，莫名的愤怒一下从心底冒出，提高嗓音吼道：“你怎么还在笑？你没听懂嗦？你男人病重，赶快让家里人来见一面！”这位少妇嚅嗫着说：“我……我们农村人，听…听不懂你说的啥……”站住旁边的一位满脸苍桑的老太太冲着这个少妇骂了一句：“你龟儿子，简直就是个瓜婆娘！”少妇一下被骂呆了。为了说明死亡威胁的紧迫性，我随口又吼了一句：“你男人要死了，听明白么？！你们新林公社离县城不远，医院见一面。说不定今晚12点病人就要死！”围观我们谈话的人，不约而同发出轻声的惊叹：“啊！”这下子少妇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突然放开嗓门大哭了起来……刚才骂人的老太太好面熟，后来我才弄清楚，她就是县城所在地沙坪镇有名的“张妈妈”。她小时候被彝族奴隶主抓去当过“娃子”(奴隶)，解放翻身后，成了沙坪街委会的积极分子。年，北京大学一批学生到这个山区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张妈妈”还给大学师生做过“诉苦思甜”报告。

那天因为重病人多，我交了白天的护士的班，晚饭后，又到了病房，干医生该干的活，一直忙到深夜12点，正准备回家休息，突然从走廊传来家属们呼天呛地的哭声，我知道，一定是那个病人没了。我满脸凝重地从医生办公室出来，看见值班护士正指挥着家属把尸体从病房往外抬。大学时代就培养出来的医学专业精神和求实证的愿望让我有一种给病人作尸体解剖的强烈冲动。但我知道，山区农民一般不接受尸检。我灵机一动，有了主意。我命令家属把尸体放下，家属们泪流满面，听我严厉的声音，惊慌地看着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板着面孔冷峻地指着尸体说：“我想用针穿刺检查一下，想弄清楚这个病会不会影响你们家属……你们同意吗？”家属们惊恐地不断点头：“同意！同意！彭医生，你做啥都行！”当地有克山病，而克山病又俗称“窝子病”，可能一家不只一个病人。如果将来有人指责我侵犯病人尸体，在学术上我有为自己辩护的学理依据。我让护士拿来50ml的空针管，选个大号针头，我蹲在地上，掀开死者衣服，从剑突下进针向左上方向刺向心包。针头进入皮肤后我就让它保持抽吸状态，形成负压，我缓缓推进，突然有一种突破感，乳黄色的脓液一下子就装了半针管。死者家属和围观的其他病床的陪伴发出“啊”的一声！值班护士在旁边悄声说了一句：“真是化脓性心包炎呀！”我拔掉穿刺针，站起来对家属说：“放心，你们家里人没事！这病是他自己得的，不会传染家里人！”我最后看了尸体一眼。那曾经闪亮求生光芒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本来就土灰色的的脸面，在走廊昏暗的灯光下显得特别黯淡。我内心有一丝说不情道不明的酸楚，分明知道他心包急速增涨的脓液压迫他的心脏是多么痛苦，我却没给他穿刺引流减压，即使我救不活这位精壮的农夫，至少可以让他死前没那么痛苦难受。我在内心对死者说：“兄弟，对不起你，真的对不起你……”有人说医生是救命的天使，可我这个天使的翅膀却被束缚着，不能高飞。俄罗斯有句谚语说：“医生是死神的助手！”我想，这才是真的。

两天后，妻子轮休，中午从街上买菜回来对我说：“街上有人告诉我，街坊上传遍了，说你彭医生是神仙，知人生死。有个病人你说十二点死，当---当---钟刚敲完第十二下，病人就断气了！”我想了半天，病房哪有能敲响的挂钟啊？我突然明白，一定是昨天出院的哪个“张妈妈”在街坊上讲的，她不愧是个“宣传家”，说得那么生动！我冷冷地对妻子说：“瞎扯！神仙还夹起尾巴做人？”

晚上，我又去了病房查看一个重病人。刚进办公室坐下不久，医院革委会王主任也来到病房，这个高大的甘肃人没有任何医学背景，是“文革”中调来搞“阶级斗争”的，平素一脸严肃，现在却满脸笑容，让我心里一阵慌乱。他简单问了一下病房的工作情况，然后说明来意：“彭医生，你不简单啊！街上都在传说你是活神仙，病人几点死你都知道……”我笑了起来回答说：“谣传你能信？我可不是什么神仙！批斗我那会儿，街坊上关于我的传说也不少，有哪一条是真的？”他见我话中有牢骚、有报怨，赶紧转移话题：“我今晚是请你下楼到外科给丁部长的爱人会诊一下。”原来是这样，我笑着回答：“好，好，当然没问题！”

医院很小。年我分配到那里只有20个床位。年建了新病房大楼，病位才增加到60张。楼下30张床是外科、妇产科，产房、手术室也在楼下：楼上30张床是内科、儿科病房。县武装部丁部长的爱人本来就是内科病人，偏要住外科，就不到我管的病房来，政治含义十分鲜明。在王主任亲自陪同下，我走进了丁部长爱人的病房，丁部长也在那里，这位当时县里的最高首长笑着站起来和我握手。我仔细询问了病情，作了体检，谈了诊断和治疗意见。丁部长和他爱人车××同志露出满意的笑容。丁部长看起来是位纯朴、忠厚。过去在县里开大会的主席台上远远看见过他，这次近距观察和交谈，印象不错。他当然知道我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遭受的冤屈，告别时突然和蔼地对我说了一句：“征兵体检让你参加，到各地去亮一下相，证明彭医生是好同志！”

“文革”中，医院“清理阶级队伍”、“工宣队进驻”、“革委会成立”都结束之后，下一阶段就是“下放”。当局给“下放”披上光彩的外衣，说是毛主席说的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是农村，所以下放到更基层去工作很光荣。我和妻子对“下放”已作好思想准备，医院领导表示，我们愿下放到离县城很远的五渡公社。那儿离乐山近，靠近水电站和成昆铁路。五渡公社和我搞“社教”去过的乐山福禄镇接壤，是汉人地区，有一条石板铺路的老街，房屋建筑虽破旧，但不失古镇风味。不像大山深处的西河、勒乌公社那么荒蛮。不久，我们获悉，“下放人员名单”已决定下来。为首的两个名字就是彭子京、豁剑秋。对此，我们没有一点意外和痛苦。相反，医院只有几个人，人际关系简单，没有住院部，成天给病人开开处方就行，这辈子想当医学专家的梦早已破灭，就当个乡村郎中吧。医院这个是非之地，也许是件好事。

医院开大会宣布下放人员名单那天，我和妻子在心里默默祈祷：“五渡、五渡……”院领导开始宣读下放人员名单和下放公社名称。名单宣读完了，竟然没有我俩的名字，全场议论纷纷。后来才听说：这份名单送到县武装部丁部长那儿审核时，丁部长说：“除了彭医生这两口子，其他的人我都同意下放……”医院革委会的人争辩说：“要下放医务人员，就是要下放他们这样从洋学堂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医院、医院都是这么做的……”丁部长抬起头，双眼直逼他们说：“如果我们武装部家属的小孩高烧了、抽筋了，昏迷了，要死了，我们去找谁？找你吗？”医院革委会的人当即灰头土脸，答不上话来。就这样，我们夫妇逃脱了被下放深山老林去的厄运。

年，祖国大地从灾难中复苏。母校把我们夫妇召回，每天听着华西钟楼悠扬的钟声，我们开始了另一段人生旅程，大约是--年间吧，我们夫妇假期去了乐山，遇见当年的老同事，谈起当年“一语成仙”的往事。我打听早就调回乐山军分区的丁部长的家住在哪里？我想去看望一下这位质朴、忠厚的老军人。人们告诉我：“丁部长几年前已在睡梦中悄然去逝……可能是心梗吧！”

“啊！”我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我内心却在想：假如我真是神仙该多好呀，我会把恩慈、仁爱传播四方，并让天下所有善良的人都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彭子京：教授。四川医学院医疗系年毕业生。曾任华西医大医学视听教育中心主任，首任华西教育电视台台长。